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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社的制度逻辑

www.hufguf.com2020-01-21

首先,农民合作社的逻辑起点“从国际经验来看,农业现代化不一定与土地集中和土地规模管理相联系,农业现代化也不需要以小农消除小规模农业为条件。相反,所有主要发达国家都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有大量小农,有些国家甚至到处都有小农。在这一过程中,主要发达国家主要通过“土地家庭经营农民合作社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模式改造小家庭农业,其中农民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桥梁(李尚勇,1998)。目前,所有已经或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都通过促进农民合作社和建立健全社会化农业服务体系,无一例外地实现了农业产业化和“小农业与现代大市场”的联系。

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采用农民合作社的形式来实现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这是由这些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决定的。

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即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工业部门的自我积累有限,依靠这种积累无法实现高速发展。因此,整个社会将以暴力或和平、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将农业部门的剩余价值转移到工业部门。在此期间,由于价值剩余积累的损失,农业部门相对萎缩。在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工业部门的价值盈余显着增加。他们可以逐渐依靠自己的积累来迅速发展,因此不再需要农业剩余,两个部门并行发展。但是,由于长期“失血”,农业部门的发展水平和速度远远低于工业部门,农村经济远远落后于城市经济,形成了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在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工业“回馈”农业,城市“回馈”农村。现阶段,工业化不仅为农业现代化创造了经济条件,也为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技术条件。这是历史和时代农业现代化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人们需要思考如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先进的生产手段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来改造传统农业。

传统农业的本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采用家庭经营的中小农户,由于生产规模小、经济实力弱、专业化程度低、管理落后、缺乏市场信息、自组织能力低,只能销售低价初级农产品,承受中间商的剥削。面对市场经济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越来越多的中小农户由于经营效率低下而被“边缘化”。这是一个国家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的“二元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形成的根本原因。

理论上有两种方法可以改变传统的农业家庭管理。第一种方式是以暴力或温和的方式,或以补偿或无偿的方式来“剥夺小农户”,以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在此基础上,传统农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将进行改革,逐步走向农业产业化。这条道路的实质是,非农业产业的剩余资本大规模涌入农业,引发农业产业革命,从而淘汰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这条道路曾在世界近代史上广为流行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它的暴力掠夺、血腥肮脏的特点以及大量小农破产和流离失所的灾难性后果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诅咒和批评。进入近代史后,血腥暴力“剥夺小农”只是一个例外。

“剥夺小农”是“集体化”的另一种形式,如前苏联的“集体农场”和中国的“人民公社”。这

第二条道路以“土地家庭经营农民合作社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模式为代表,即在肯定家庭经营合理性、维护小农独立性的基础上,通过帮助农民建立合作社、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传统农业和家庭经营形式的转变。其主要特征是小农户的土地产权等生产资料是私有的,土地仍然是家庭经营的形式,但此时家庭经营已经组织起来,整个生产已经工业化和社会化,经营已经商业化,中间的桥梁是农民合作社。主要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实践证明,这是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能够接受和广泛实施的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第二种方式是改变传统的农业家庭管理形式,农民合作社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民合作社组织分散的小农生产和管理类似的农产品,或者通过统一销售,或者通过统一加工和销售,以寻求更多的利益。为了提高和统一农产品质量,在正常情况下,农民合作社将实行统一的生产质量管理,如统一使用优良品种、统一使用化肥和药品、统一使用先进育种技术等。在社会化农业服务体系相对完善的情况下,维持家庭管理的小农可以通过合作社在分娩前后、分娩期间获得农业服务部门的有偿服务,如统一种田、统一田间管理、统一收获等。在同一个地区。农民合作社的这种运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自然形成并实现了农业的区域布局、专业化生产和系列加工,从而实现了农业产业化的目标。

二是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在传统农业和家庭经营的条件下,分散的农民只能出售初级农产品。从初级农产品加工到批发和零售的所有加工和流通利润都远离农民,由加工企业、中间商和零售商赚取。由于市场经济特殊的价格关系,初级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而从加工到批发和零售的利润相对丰富。农民合作社可以通过统一销售“收回”中间商的利润,也可以通过统一加工销售“收回”部分加工流通利润。农民合作社通过其独特的利益分享机制,让所有成员分享合作社的所有利润,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以太湖碧螺春茶为例。碧螺春是我国十大名茶之一,原产于太湖东、西山。在2004年之前,茶农只能向其他地方的商人出售鲜茶叶,每斤鲜茶叶只有80元左右。鲜叶重约4公斤,可制成1公斤成品茶,价格为800 ~ 1000元/公斤。每斤成品茶利润480 ~ 680元,不含茶农。2004年,当地茶农成立了“碧螺春茶叶合作社”。经过标准化生产和品牌管理,合作社以250 ~ 260元/公斤的价格收购了其成员的鲜叶,成品茶的价格高达2600元/公斤(韩军等,2006)。也就是说,在提高茶叶质量的同时,农民合作社“收回”了茶叶种植和加工的全部利润以及流通的大部分利润。

可见,对于农业现代化进程来说,农民合作社的逻辑起点是通过某种方式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并“收回”农产品加工流通的部分或大部分利润,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显然,农民合作社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第三阶段的历史作用是通过提高传统农业将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到社会平均水平

在这一前提下,很明显,小农户不能通过市场经济的“适者生存”机制被淘汰。否则,小农将被剥夺另一种形式。事实上,采用农民合作制度的初衷是帮助小农增加收入,而不是消灭、剥夺或消灭小农。

为了满足上述条件,农民合作社只能实行“普遍优惠制”,即在合作社内部,所有成员平等(但不平等)分享合作社的利润。这里体现的是合作经济中的“平等和公平”原则,而不是市场经济中的“效率”原则。市场经济的效率机制在这里是部分无效的。合作经济原则决定了农民合作社的基本功能,即“为所有成员谋利,让所有成员分享”。

为了确保实现农民合作社的基本功能,内部需要以下一系列体制安排。

(1)利益分享

农民合作社普通成员可以享受的利益包括:(1)合作社在分娩前、分娩中和分娩后提供各种有偿和无偿服务,如信贷服务、购买生产资料、生产技术指导和农产品加工销售。普通成员通过这些服务享受农业产业化的高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获得廉价资本和生产资料),并获得农产品的初始收入(即普通成员向自己的合作社出售农产品以获得销售收入)。(二)分享合作社的经营利润。在这里,大部分利润根据成员和合作社之间的交易比例(称为“第二次回扣”或“赞助回报”)返还给成员,其余利润根据成员的负责人和资本份额进行分配。

在利益分享制度中,最重要的是“二次回扣”,这是普通会员加入合作社、分享加工和流通利润的主要形式。

历史上,合作制度的成功与“二次回扣”制度设计密切相关。现代合作制度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生产变得越来越社会化,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出现了大量弱势群体。为了生存,弱势群体被迫组织成“群体取暖”结果,互助合作的合作社出现了。然而,大多数早期合作社都失败了,包括1769年苏格兰伊尔夏的便士资本主义合作社,1794年奥地利维也纳的制表商商业合作社,以及1790年左右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傅立叶合作社。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合作社出现在1844年。这是一个由28名纺织工人在英国小镇罗苏代尔组织的合作社。合作社一系列优秀的制度设计,包括加入社会的自由、民主管理、适度的资本回报和第二次回扣,被后世称为“罗奇代尔原则”(Rochdale Principles)。这些原则最终成为公认的合作原则(赵凯,2004年)。其中,“二次回扣”是现代合作社制度利益的核心,也是合作社是否成功、成员是否接受、是否可持续的核心原则。

(2)有限积累

为了实现具有现实意义的“二次返利”(以大比例表示),有必要限制合作社在系统中的利润积累,即限制利润资本化水平。虽然利润的积累可以形成“长期利益”,但对经济困难的农民来说,这实在是太“遥远”了。农民合作社旨在解决实际问题,其现实目标是解决当前农民增收问题。作为一种企业形式,农民合作社是为“当前利益”而设计的。

当然,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也需要一定的利润积累,但其利润积累比例受到严格限制。一般来说,农民合作社的大部分税后利润在同一年分配给所有成员。

例如,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37条规定

(3)限制农民合作社分红的“普遍优惠制”原则决定了它不能像普通工商企业那样按股本比例分配利润。因此,农民合作社坚持“有限资本回报”的原则,即合作社的股份只能收利息而不能分红,或者只能以平均股份的形式分配,利息和分红都不能超过市场利率水平。

在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会议”通过的“《关于合作社特征的声明》”中,“有限资本回报”原则表述如下:“对于成员的股本,如果有盈余,成员一般只获得有限的补偿”(国际合作社联盟,1995)。

限制红利的目的是限制和防止资本在合作社中扩张,防止资本享受过度利益和损害普通成员的利益。由于分红过高,交易比例中的“二次返利”比例将会降低。

(4)限制大股东

在《关于合作社特征的声明》中,限制大股东表述为:成员公平出资。(2)“限制大股东的目的是防止大股东将合作社变成自己的盈利工具,从而损害普通成员的利益。小农户的经济能力越弱,就越有必要限制(但不完全阻止)大股东加入合作社,特别是禁止和试图阻止大股东控制合作社。例如,《台湾合作法》第17条规定,成员认购股份不得超过股份总额的20%(台湾合作法,2002年)。此外,为了防止成员将其股本转让给大股东,农民合作社一般规定,"合作社的股本不能转让或只能转让给其成员"。

当然,农民合作社“一人一票”的决策机制也起到了限制大股东加入合作社的作用。例如,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每一个有条件进入农民合作社的大股东,除了一项基本投票权外,还可以享有“附加投票权”,但同时规定“本社附加投票权的总票数不得超过本社成员基本投票权总票数的20%”,“章程可以限制附加投票权的行使范围”。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大股东的投票权都是“绝对少数”,不可能影响合作社的选举和投票结果。在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经营合作社的情况下,大股东不仅不能为了自身利益控制合作社,相反,他们的利益也可能受到损害。因为在合作社成员的收入构成中(享受服务、销售农产品、按交易比例进行第二次返利、按资本比例分配、按人头分配),普通成员倾向于拿出较小比例的利润“按资本比例分配”。

对于成立初期的农民合作社,笔者主张“股本一般是平均的”或“类似成员的股本一般是平均的”。首先,它易于操作。其次,它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资本摩擦。第三,可以有效避免大股东的形成。

(5)“一人一票”民主管理制度

农民合作社民主管理制度是实现合作社基本功能、维护成员权益的基本保障。它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其核心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决策机制。

这与普通工商企业(股份制企业)的“一股一票”选举决策机制大不相同。“一股一票”强调资本权利,体现效率原则。其目的是确保资本收益最大化。“一人一票”强调会员的权利,体现公平原则。其目的是确保

为了保证农民合作社基本功能的实现,农民合作社必须能够与同行业的普通工商企业竞争,并在现代市场上获得利润。然而,没有政府的支持,农民合作社自己就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农民合作社与普通工商企业非常不同。

首先,两者在功能和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

市场经济自然是为普通工商企业准备的,而普通工商企业自然是为资本准备的。普通工商企业采取股份制形式,按照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组织起来。本质上,它们是资本的人格化形式,追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并根据股本的大小决定权益。

农民合作社旨在解决“三农”问题。其制度价值和历史使命是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促进农业产业化,从农产品加工和流通中“收回”大部分利润,并将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到社会平均水平。农民合作社是根据合作经济的"平等和公平"原则组建的,合作经济本质上是弱势群体"聚在一起取暖"的合作经济协会。农民合作社没有利润最大化的要求,但它寻求成员利益最大化。为此,它在外部为所有成员追求利润最大化,并根据“平等和公平”的原则在内部分配利润。因此,世界各国都将农民合作社的性质界定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营利组织”,并以此作为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的基本依据。

第二,两者在内部制度安排上有很大差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和公平在某些经济形式或经济中往往是相互矛盾的,不能兼得。实际的解决办法通常是保持市场经济的“效率”,并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公平”。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解决方案也是如此。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第三阶段”时,客观上需要两种类型的企业来满足社会经济不同的发展要求。一类是普通工商企业,它们是按照股份制组织起来的,以满足市场经济的“效率”要求。另一种是农民合作社,按照合作社制度组织起来,以满足社会经济的“公平”要求,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

由于上述“分工”,农民合作社制度内在地缺乏“效率”

(1)“二次回扣”和“有限积累”必然会导致合作社自身积累不足。“限制股票股利”显然不利于合作社吸收成员投资,而“限制大股东”也不利于合作社吸引投资。

(2)合作社的管理体制缺乏激励机制,因为管理者无权要求盈余。这将不可避免地降低他们改善管理和效率的热情。与此同时,这也可能导致经理们逃避责任或转而寻求隐藏的利润。

(3)为了增加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成本,农民合作社实施了一种对成员方便的监督制度,如编制商业财务报告、便于成员检查、允许成员检查账目等。这将不可避免地增加监督成本。

(4)为了保护成员的权益,合作社建立了更加民主的决策程序,这不可避免地降低了决策效率,增加了决策成本。例如,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在决定生产经营中的重大问题时,应当召开会员大会进行表决,与会人数应当达到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会员的表决权总数应当达到半数以上。

显然,农民合作制度中“效率”的缺乏是农民合作组织得以实现的前提

在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中,有人认为农民合作社资金短缺可以通过吸引大股东加入合作社来解决。然而,这将面临两难境地:如果坚持“一人一票”的决策机制,将难以吸引大股东加入俱乐部。即使实行“追加投票制”,也不可能改变这种情况(在我国,大股东可以获得基本投票权总票数的20%作为追加投票)。相反,如果“一人一票”的决策制度实际上被抛弃,允许大股东控制合作社(这可以吸引大股东加入或经营合作社),农民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就会被摧毁,其基本功能(为所有成员盈利,允许所有成员分享)将难以实现,农民合作社将形同虚设。

事实上,农民合作社的基本功能决定了它将排斥和歧视大股东。因此,希望通过吸引大股东加入合作社来解决农民合作社的资金短缺是不现实和不明智的。此外,它还混淆了农民合作社与普通工商企业的区别,忽视了两类企业的不同功能。这在实践中是非常有害的。

根据农民合作社的制度逻辑,合作社资金短缺应由政府解决,包括:(1)政府提供财政支持,但这必须是有限的。(2)政府提供信贷支持,包括鼓励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扩大农业信贷,提供专项信贷资金、贴息和无息贷款,但这也是有限的。(3)政府从制度层面提供财政支持,主要是开放对合作金融活动的限制,如允许建立“农民信用合作社”(取代和规范目前试点的“贫困村共同基金合作社”等非标准信用合作社组织),允许农民合作社从事合作金融活动等。这是解决农民合作社资金短缺的根本和长期的办法。它不仅可以利用农村资金解决农民合作社资金短缺问题,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农村资金净流出“伤害农民”的问题。

(2)优先股的设立

这种做法是在合作社普通股之外设立优先股。普通股代表在合作社中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和分享利益的成员的地位。优先股以优惠股息吸引成员的投资,优惠股息代表除普通股以外的成员投资。优先股投资可以享有高于普通股的固定收益,优先分配和清算合作社的剩余财产,但没有表决权,也无权参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和决策。一般来说,每个成员只有一股普通股,但他可以认购一些优先股。

由于优先股只向合作社成员发行,融资规模有限,只能作为合作社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的辅助手段。

(3)建立“新一代合作社”

“经典合作社”的资金短缺一般通过农民信用合作社和农民合作社之间的合作金融活动来解决。但是,如果农产品加工采用高附加值深加工的企业经营模式,那么这些常见的融资方式显然是不够的,因此,需要其他形式来解决融资问题。“新一代合作社”最初出现在美国,后来在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兴起,是为了应对这一需求而产生的。

美国北部的北达科他州以农业为主,在美国50个州中人均收入最低。1989年,有人建议该州不适合人类居住,应该将人口迁出,并将土地恢复到原来的水牛栖息地。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经济专家、地方政府机构、农村金融机构和当地农民联合组织了一个名为“n

(1)合作社要求成员认购更高的股份资本。这是因为农产品高附加值深加工需要更多资金,合作社成员的数量往往有限。正常情况下,合作股权资本占合作加工企业总资本的40% ~ 50%,每股金额按加工农产品数量与总投资之间的配额计算。在美国,首都第一次约为5000至美元。为了避免大股东的问题,他们还限制了股东的股份比例。

(2)合作社资本相对稳定。一方面,这是因为加工企业的经营需要稳定的资本支持,另一方面,稳定的资本也有利于合作社从银行获得优惠贷款。"新一代合作社"通过限制成员退出合作社,采用封闭式成员制度,确保合作社资本的稳定。在正常情况下,成员不能随意退出,合作社也不容易接受新成员。封闭式会员制明显不同于古典合作社的开放式会员制(自愿接纳和自由退出)。

(3)会员有相当于其所持股份数量的交割权。这意味着成员获得的服务相当于他们在合作社中持有的股份数量。然而,这种交货权既是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根据规定,每个成员必须在本年度(本期)向合作社出售与其拥有的交付权所规定的相同数量的农产品。如果他多付钱,他就不会收到。如果他支付的少,他将不得不根据所遭受的损失赔偿合作社。一方面,这种制度安排确保了加工企业的原材料(初级农产品)供应,减少了原材料波动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它能有效抑制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合作社预先规定了农产品的当前购买价格,随着市场价格的波动,可能会诱发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当市场价格低于购买价格时,更多的将出售给合作社,否则将出售更少的)。

(4)会员的交付权可以转让。这里有两种情况和两种功能。一是交货权的暂时转移。当成员的交货权数量大于或小于当年自己的农产品数量时,需要转让或购买交货权。交货权的暂时转移解决了成员因农产品产量波动而需要“调整盈亏”的问题,客观上保证了加工企业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性。

另一种是永久转让交付权,即通过股份转让转让交付权,这往往需要合作管理机构(理事会)的批准。这种制度安排实际上规定了“新一代合作社”的退出机制。事实上,合作社成员的更新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保持其活力,合作社还需要更新其成员。此外,“自愿加入和退出自由”的公开成员制度也是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之一。因此,“新一代合作社”需要有自己的退出机制来弥补封闭式会员制的缺陷。当然,允许股份转让也为成员调整其在合作社的投资和经营规模提供了便利和可能性。

理论上,如果预期业绩良好或存在未分配利润,合作股票(连同交割权)的交易价格将高于其面值或原价,股票转让方将获得溢价收入。同时,股本的转移也意味着管理和投资风险的转移。这些规定明显不同于传统合作社的股份不能转让或只能转让给合作社成员的规定。

(5)“第二次回扣”和“分红”合二为一。“新一代合作社”的“第二次回扣”也是根据成员与合作社之间的交易比例进行的,但自

2009年9月,作者应邀参加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即四川分行)重点研究课题中期报告,并担任课题评审专家。他们的研究课题涉及农民合作社、土地流转和相关的财政支持。这些课题的研究范围涉及四川省数以千计的“合作社”,但从研究情况来看,很少有人真正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经营合作社。这些情况与作者近年来的研究基本一致。作者哀叹,现实中的大多数“合作社”远非合作社的基本原则,甚至有些合作社与建立农民合作社制度的初衷大相径庭。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普通农民难以成立合作社。

国际经验表明,各国农民合作社的普及和推广是通过政府机构的有组织推广来实现的。各国政府的共同做法是,地方政府一方面通过自己的相关机构(如基层政府的各种农业相关机构)开展合作教育和培训,为农民合作社培训专业人员和骨干农民;另一方面,派遣工作人员直接帮助和指导农民建立和管理合作社。

例如,加拿大的基层政府派遣工作人员参与建立农民合作社的整个过程。合作社成立前,帮助农民组织会议,指导和帮助合作社达成协议,决定经营活动的类型等。合作社成立后,指导和帮助确定成员、制定计划、寻找资源、进行产业分析等。通过政府的直接支持,农民的参与可以明显提高,也有利于依法完善合作社的内部运行机制(韩军等,2006)。在法国,农业部劳动和社会事务司和相关协会正在积极为农民合作社的建立创造条件和提供便利,包括经济补贴、技术指导、人员培训等。(黄步军,2003)。在美国,“新一代合作社”的发起和建立已经得到相关专家的充分证明,并且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因此,建立的合作社有更大的成功可能性和发展潜力(王振江,2003年)。

在我国,由于基层政府缺乏有组织的宣传,农民合作社现在处于自我毁灭的状态。虽然有大量普通农民(即简单农民或育种者),他们有很强的合作意愿(李尚勇,2008年),但他们往往缺乏资金、知识、管理和管理能力,加上活动和组织能力有限,这使得他们难以发起和组织农民合作社。他们大多数人仍然只能销售初级农产品,很难分享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的利润。

另一方面,我们的基层干部(包括市区、县、乡镇干部)普遍缺乏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础知识,几乎没有能力正确引导当地农民依法建立更加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李尚勇,2008)。

(2)大股东控制合作社,损害普通成员的利益。

由于弱小的小农很难在农村地区,特别是相对贫穷的偏远山区建立农民合作社,合作社往往需要由富有和有能力的人、大农场主或村干部在开办时发起。这些“能人”为合作社制定经营规则,选择生产经营项目,提供启动资金,组织农产品营销和管理合作社。客观地说,没有这些有才能的人、大家庭和大股东的积极组织和参与,很难想象农民合作社能够在贫穷的山区村庄建立和有效运作。

由此建立的合作社产生的问题可分为两种情况。

在一种情况下,合作经理是无私的

另一种情况是大股东控制合作社,损害了普通农民的利益。目前,农村有相当多的合作社是在有钱有势的人、大企业经营者或各种经纪人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这些人的资本往往占合作社股份的绝对多数,有些人甚至只有一股,成为合作社的主要股东。相应地,这些大股东自然成为合作社组织和管理机构的主要成员,而持股最多的人往往成为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的主席。

如果合作社的民主管理和决策系统能够正常运行,这个“有能力的人和大股东组织”也可能能够正常履行其管理和运作职能,给合作社的普通成员带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的实际利益。然而,问题恰恰在于,由“能人和大股东”领导的合作社往往缺乏民主基础(普通农民需要依靠“能人和大股东”获利,他们的地位低下,没有争取民主权利的基础)。这些合作社的民主管理和决策系统很难正常运作并发挥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合作社的法定理事机构成为摆设,合作社的管理事务、经营活动和利益分配等重大问题基本上由“有能力的大股东”决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合作社的监督机构(监督员或监事会)不工作。合作社普通农民成员真正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的机会很少。此外,感兴趣的决定越多,普通成员就越没有机会实质性地参与。

在利润分配方面,“第二次回扣”很少能按法定比例进行。最常见的情况是合作社的大型营销家族以商定的价格或市场价格购买其成员的农产品,而此后的营销利润与成员无关。一些合作社的购买价格略高于市场价格,差价被视为“第二次回扣”。也有一些合作社有一些或象征性的“第二次回扣”,但它们远未达到“可分配盈余的60%”的法律标准。

本质上,这些“合作社”只是拥有“有能力的人和大股东”的企业(大部分应该注册为普通工商企业),而不是最初意义上的农民合作社。他们不能承担农民合作社“把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到社会平均水平”的历史任务。

(3)涉农企业以合作社的名义获得优惠政策

近年来,“公司农民”的形式被一些人误认为是合作经济的一种形式。事实上,“公司农民”本质上是一种企业行为,而不是一种合作经济形式。从事农产品加工贸易的公司(企业)以“公司农户”的形式建立农产品原料基地,以避免农产品供求和价格异常波动对其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他们通常的做法是通过订单与农民建立稳定的供销关系(农产品销售合同事先与农民签订)。

“公司农民”客观上有利于农民销售农产品。然而,由于公司的利润分配与农民无关,由于公司与农民之间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很难建立长期稳定的购销关系。事实上,双方都可能违约,因为市场价格比预期的要高,而且公司比农民违约更多。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在我国实施后,一些涉农企业看到了政府对合作社的优惠政策,将“公司农民”的形式改为“公司(合作社)农民”。其中,典型的是通过吸收农民的土地入股来组建合作社。它们通常采用以下模式:

(1)这种合作社通常由一些注册的农业企业或大农场主发起

从农民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来看,这种所谓的“合作社”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完全“过滤”了农民:(1)农民在这种合作社中失去了第二方面的独立性,即他们完全失去了对自己土地的家庭管理自主权。(2)农民没有自己的农产品,因此不能与合作社进行贸易。“二次返利”原则遭到破坏,农民参与合作社分享农产品加工和流通利润的主要途径遭到破坏。(3)“以农民为主体”、“以服务成员为目的”、“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的法律原则,由于农民已经丧失了参与合作社生产经营活动的资格,因此没有依据。

事实上,根据其运作模式来看,这种“合作社”本质上是农业经济中常见的“土地租赁经营”(其运作模式无可非议),但它采取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式不恰当。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工商部门应将其登记为普通工商法人,而不是合作法人。

与农业有关的企业采取合作社的形式,主要是为了利用政府对合作社的优惠政策。然而,这不仅损害了合作社优惠政策的公平实施,而且侵犯了真正农民合作社的合法权益,因为这些政策资源(如财政支持)总是有限的。

此外,这种所谓的“合作社”实际上是在“消灭”小农,这与农民合作社保护和改造小农的目标背道而驰。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问题十分突出。通过“消灭”小农来实现农业现代化是绝对不可能的。

6。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显然,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有两个极端。一是普通农民难以建立合作社,二是大量“合作社”变形,严重背离了建立农民合作制度的要求。上述问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缺乏政府和无效的晋升。二是缺乏政府监督。这两个原因背后是更深层次的认识和观念问题,这些认识和观念问题背后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落后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我国现行的农村经济体制是通过自下而上的过程形成的。作为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否定,它无疑是成功的。然而,目前所谓的“双层管理体制”由于没有脱离当时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也没有事先进行理论上的审议,因此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广大农民将不可避免地选择组织农民合作社分享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的利润,从而推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演进。在此背景下,采用“土地家庭经营农民合作社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模式,将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现实选择。

因此,总体而言,政府应按照上述农业现代化模式的要求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包括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乡镇机构职能转变、基层农业部门职能转变等。这些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完善的社会化农业服务体系”,促进农民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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